滨江上海② | 黄浦江畔话今昔——浦江两岸的前世今生（189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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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因水网而生，因河浜而城，因大江而兴。从原始的滩涂，到工业仓储密布两岸，再到滨江景观步道贯通，黄浦江牵动着这座城的时代步伐。
今天的黄浦江，历经曲折剧烈的历史起伏，仍然极其繁忙。无论两岸沿线的建筑、厂房、码头、场所，连接两岸的轮渡、大桥，还是来去繁忙的游船、货轮，经过各历史时期的层叠与消长，都成为上海独特的地景，深刻地嵌入城市的气质和文脉中。
站在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风口，黄浦江与上海要向何处去？浦江两岸又将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城市中国》将围绕上海滨江主题，从历史、交通、空间、机制等关键词推出系列文章。本文为历史变迁第二部分。
上海自开埠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至1890年代已初具繁荣。1893年，上海隆重举行“上海租界开港50周年纪念活动”，“开拓的时代结束，新的发展时期到来”的意识充斥着整个上海租界。上海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大都市。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和西方各国获得了在中国各地设厂、开矿、筑路的各项特权，内港航运权也丧失。此后，外国对华资本输入更加集中，上海也改变了此前单一的航运商品集散地地位，工业、商业、金融业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迅速发展，进入所谓“外人兴业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资本、贸易和城市建设成为相互催化的因素。
远东大都市叙事浮现
作为整个租界的核心，19世纪末开始外滩地区的大规模兴造活动可以说是上述转变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外滩滨江界面的建筑群开始高度、立面、风格的全面升级，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楼（1906），汇丰银行大楼（1923），第三代海关大楼（1927），沙逊大厦（1929），中国银行大楼（1937），苏州河口的百老汇大楼（1934）等。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和各流派的建筑师得以深度介入中国城市建设，使得大兴土木和多元的建筑风格成为可能。到1920年代，外滩基本形成了后来人们熟知的万国建筑群景观。加上1924年租界当局在外滩为一战中死难的上海侨民而兴建的欧战纪念碑“胜利女神”，经过当时摄影师角度的选取与拍摄，一个远东大都市的视觉叙事开始浮现。
1928年的外滩，欧战纪念碑（1924-1941）与万国建筑群，外滩景观的符号化（图片来自网络）
“十里洋场”文化叙事中的黄浦江，也体现在当时上海开始成形的电影工业中。例如，在1937年的电影《十字街头》的开头，即是黄浦江的画面。大学毕业的小徐，因生活迷茫想要跳江自尽，被男主老赵救起。结尾，又是在黄浦江的码头，老赵和其他几位同侪得知小徐投江自杀和刘大哥到前线抗日的消息，在黄浦江岸边，鼓起生活的勇气，肩并肩地走向革命时代的前方。黄浦江，既笼罩着时代的阴霾，也承载着时代的希望。
大工业与市政现代化
1899年，公共租界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扩界，东端沿杨树浦路沿岸一直到达今定海桥-复兴岛一带，从而又占据了一大段岸线。
与先前虹口段岸线被外商扎堆修筑码头和船坞不同，这一段延续到复兴岛的岸线更多为大型工厂和仓库占据。如先期建立的英商自来水厂（1883）、英商怡和纱厂（1896，后1921年与杨树浦纱厂、公益纱厂合并为怡和纺织公司）、英商祥泰木行（1902）、英商火力发电厂（1913）、日商裕丰纱厂（1922，解放后为国棉十七厂）、英商煤气厂（1933）等一系列工厂。
1929年公共租界东区图。以满铁黄浦码头为界（今秦皇岛路码头），西边为码头岸线，东边为工业岸线（图片来自virtualshanghai.net）
杨树浦自来水厂和远处的渔人码头（原怡和纱厂）（图片来自online.sh.cn）
面对外资的进一步渗透与租界的不断繁荣，华界也开始效法租界，推动工业化和市政现代化。1895年设立的南市马路工程局是华界市政机构的雏形，标志着华界自治与近代市政建设的开始。1896年，华界当局在老城厢滨江一线修筑外马路，成为华界第一条近代马路。1897年，华界第一座发电厂和自来水厂也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外马路之间的滨江地带兴建起来。
原先偏远荒凉的日晖港到龙华一带，在进入20世纪后也迎来了工业化。1907年，日晖港始建南浦火车站，作为沪杭铁路货运终点站；1917年，龙华机场在临近江边的土地上兴建；1920年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在龙华建厂。从洋务运动起，华界花了几十年时间在从东门外到龙华的滨江沿线也形成了近代工业化的设施景观。
越来越密的黄浦江
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迅速崛起，也成为港岸设施迅速拓展的一大动力。《马关条约》后，随着日、德的加入，黄浦江沿线被列强瓜分地更为“热闹”，并随着各国资本和实力的变动，不断进行新的分割、重组。外商建造新码头的同时，也改建旧码头，把浮动和木质的码头改建为钢筋水泥固定头，并增加长度，改建仓库货场。
因为浦西岸线布置的不断密集，越来越多的港岸设施开始往浦东延展。1897年，工部局表示，浦东沿江一带，“码头、油栈及其他有关造船之工业，均迅速发展”，并欲在此地征税及管理，将浦东沿江地带划归公共租界管辖。虽然日后浦东并未成为租界，但外国在浦东沿江占据大量土地，建造的码头、工厂、堆栈已成了既成事实。
到二十世纪初，分霸黄浦江两岸的已有英、美、日、德、法诸国，有一顺口溜如此描绘：
浦东到浦西，
老英、花旗、法兰西，
日本鬼子不落伍，
霸占虹口、杨树浦。
一战结束后，各国资本进一步加紧在沪扩大投资，帝国主义之间实力此消彼长，德商在黄浦江的势力被进一步崛起的英、日占有。英商祥生船厂，在德国战败后接收了1900年德商在虹口建造的瑞镕船厂（今秦皇岛游船码头东）。法国因岸线始终不足，也逐渐退出与英、日、美的竞争。
1937年上海港码头分布示意图（图片翻拍自《上海港史话》）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黄浦江岸线主要在这三国间争夺，占据了黄浦江岸线的三分之二多；其中，又以英商怡和、太古，和日本邮船会社为三大寡头集团。剩下约三分之一大部分仍为以轮船招商局代表的官僚资本所有，再余下的则归弱小的民营资本（如中华码头公司）。因此，随着资本竞争的托拉斯化，黄浦江沿线基本形成外资压制官资，官资压制民资，民资又依附外资的食物链。
1921年前后，面对黄浦江两岸的日益拥挤，工部局在淞沪港务会议上提出了进一步拓展港口岸线，南自龙华上游杨思桥浜、北到黄浦江吴淞口的计划。但这一计划后来未能实现。到1936年，每一港岸设施所占岸线只有1906年的不到五分之一。过度密集的港岸设施已经开始显示出消极、破坏的作用，对黄浦江的生态环境，对城市的功能布局、交通、环境、居民生活都构成了沉重负担，成为日后上海城市发展中诸多严重问题的病源。
滨江公共空间的设想
公共和开放空间的缺乏，伴随着上海自租界设立以来的始终。虽然有外滩公园、第三跑马场（今人民广场）、虹口公园等先后出现，但长时间里只对外侨开放，且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租界激增的人口。工部局长期维持着公共空间的虚假供求平衡，三万名外侨享用着上海千余亩公园，排除绝大多数华人的需要，掩盖了公共空间使用的巨大不平等。
1920年代，城市规划和功能分区的思维开始出现，工部局对于公园和开放空间也有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其中包括大型的滨江公园。经过1899年最后一次大规模扩界后，公共租界占据了将近16公里的滨水岸线，但仅有苏州河口一带是公园。1921年，工部局获得一个购买周家嘴地区（今复兴岛）黄浦江岸边一块土地的机会。此时，杨树浦一线已经是工业林立，人口密集，但一直没有供公共活动的场所，因此工部局设想未来此地可作为大型滨江公园的核心，补充滨水公园的新类型，对附近社区的休闲活动也可极大改善。
1931年上海城市功能分区图，浦江两岸绝大部分岸线被航运、工业占据（图片来自asmrb.pbworks.com）
但上海浚浦局与工部局接洽后认为，这片延伸至江心的尚未成型的人工岛，未来仍将与绝大多数岸线一样，作为港口、码头、仓库和铁路站线功能，不适合公园活动。1922年初，该计划被放弃，转而在内陆购地建设公园。在当时的城市发展阶段，黄浦江的航运、工业仓储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空间的使用首先服务于生产性。外滩公园虽然也是滨水空间，但更多是第一批外侨登陆黄浦江聚居后自发形成，而非市政当局城市规划和功能布局的结果。黄浦江这种生产性主导的格局，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而复兴岛至今，仍然以工业设施为主，但也有了一定的公共活动属性。
棚户区与工人的抗争
伴随着码头、仓库、工厂等工业化设施在浦江两岸的绵延，上海的工人数量激增，沿岸的棚户区、“滚地龙”数量也迅速增加。棚户区的形态也从19世纪零星的“滚地龙”，到20世纪的市镇式棚户区。在浦西虹口-杨树浦一线，棚户区渗透到公共租界内，绵延十数里；在浦东沿岸，从北到南相继形成了庆宁寺、洋泾镇、烂泥渡、杨家渡、老百渡、南码头、白莲泾、周家渡等棚户区，成为浦东最早一批城镇化的地带。黄浦江、苏州河面上，还密布着工人们从家乡摇来的艒艒船（一种芦席作篷的小木船），作为临时的容身地。
1931年浦东洋泾区的棚户区分布（图片来自《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
俯瞰苏州河上的船屋和岸边的棚户区（图片来自jfdaily.com）
解放前，上海码头工人最多时有三万余人。这些棚户区、滚地龙、艒艒船里，居住了当时将近一半的码头工人和船工，垃圾堆、芦苇荡、臭水浜遍地，环境非常恶劣。此外，仍有相当多的工人露宿街头，比如靠近十六铺的金陵东路两侧骑楼下的人行道，就成为工人长期居留的场所。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面对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渐加深的经济和军事侵略，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重要力量，码头工人和船工也积极投入到各种抗争与革命行动中。包括1898年反对法国扩大租界，1910年代多次罢工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的大罢工、抵制日货，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以及之后漫长的抗日斗争。行动的方式从开始的分散，到后来高度的组织性，从原先为加工资的经济斗争，逐步升级反帝反封的政治斗争。
从1932年日本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以来，黄浦江的军事气氛开始上升。从1937年到1945年，因日本全面侵华，日军先后占领上海华界和租界全境，并占领了外资和华资的所有港务和工业设施，以作为军事补给和武器运输的基地。抗战结束后，黄浦江岸线码头与航运又被美军接管，以支持国民党当局打内战。
1948年，码头工人在美国人的控制下搬运物资（图片来自sohu.com）
面对黄浦江的全面军事化，码头工人和船工继续着与日本、美国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以拒绝开工、乘机破坏等各种方式，让军事和后勤物资无法正常流通，进出港口的船只被迫停驶，打乱战争进程。当国民党当局即将败退出逃时，工人们又发起反劫运、反破坏的斗争，在港口和码头阻止敌人物资装运他处，并保护码头现有的设施和物资不被破坏。
黄浦江在20世纪上半叶，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在华日益深化的经济和军事活动，也见证了码头工人持续的抗争和革命行动，直到人民政府的成立。黄浦江和上海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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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及地名、机构、建筑等所在地点
文+编辑 /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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